《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评析

不论将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科学实验方法或某个其它科学史事件视作近现代科学的开端,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影响都日益显著。人们享受着科学带来的种种便利,对科学和科学家有着很高的信任和尊重。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学共同体”对大众来说仍然非常神秘。即便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也因“隔行如隔山”,对自然科学研究的过程所知有限。科学家们不光有自己的圈子,甚至还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

这样的文化区隔吸引了社会学研究者的注意。1970年代,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深入到美国一间著名的研究所,开展了两年多的田野研究,合著了《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成为经典之作。除了寻求“科学知识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这一问题的答案之外,该书在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上亦堪称典范,值得深入探究。

  1. “文化客位”的研究视角

文化主位研究(emic approach)和文化客位研究(etic approach)是人类学家凯尼斯·皮克于1954年提出的概念,其中的emic和etic是借语言学的phonemic和phonetic所造的新词。文化主位研究是较为常用的田野研究方式,是指研究者尽可能地从研究对象的视角去理解文化现象,而尽量不加入自己的主观认识。主位研究将研究对象放在主体位置,以研究对象惯用的概念作为整理和分析的基础。因此,主位研究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也要求研究者像研究对象那样开展思考。而文化客位研究则更重视研究者自己的视角,尽管同样以听取受访者的认识和观点作为资料来源,但强调从研究者的立场出发,用比较的、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材料,以自身的逻辑和知识对研究对象提供的材料进行思想加工。

可见,文化主位研究着眼于利用研究对象现有的概念知识、分类系统、话语体系,较易形成获得性、概括性的结论。《实验室生活》一书却没有采用这种相对省力的视角,而是采用了文化客位研究。这当然并不是由于两位研究者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仍然无法融入科学家群体,而是有意为之。例如,在第二章中,作者把“能用仪器进行剪辑、整理,以便把材料内容变成一个属于‘办公室’的人直接使用的数字或曲线图的人”称为“记录器”。虽然此处译者将记录器(inscription device)这一类实验“设备”误译为“人”,但如原作者所注释:“记录器”这个概念天然就是社会学的(sociological by nature)。研究者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念:“实验室是一个文献记录系统”。这个观念的产生,是研究者从实验记录与文学创作的类比中引申而来:“会写、会说服、会讨论”。用研究者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先验知识来审视研究对象的科学活动,这就是典型的文化客位视角。

在SSK研究中使用文化客位的视角,其好处有三。首先,研究者站在外来者的角度观察科学家的工作,以社会学者的逻辑对研究对象的行为作出解读,可以更加冷静地描绘科学家群体的社会学图景;其次,文化客位采用的旁观者视角,使研究者规避了陷入“神经内分泌学”这个具体细分学科的局限性,更有利于探寻更为泛化的科学知识建构规律;最后,以文化客位视角撰写的研究报告,能够照顾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背景,使作者针对自然科学“黑箱”的研究智慧得以在更广泛的社会学家群体乃至普通读者中交流。

尽管文化客位的研究视角有以上优势,但也应看到,这样的方法要求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时刻保持一种冷静的疏离,难免遭遇客观和深入二者之间的取舍。另外,用跨学科的眼光打量研究对象, 把社会研究的模式套用到科学研究中来,也可能激起研究对象的反弹。

  1. 从资料中提炼核心概念

作者在第二章第三节“资料与事实”中提及,观察者由于无法理解科学家们所发表的论文,所以不能准确评估这些论文的相对价值。而作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室成员认为,论文只是交流“新发现”的一种手段,只有抛弃对论文本身的兴趣,才能把握论文阐述的“事实”的“现实意义”。观察者由此意识到,论文作为一种“文献记录”,其作用就在于让读者信服。

那么,一个文献记录是如何让读者接受,并认可其成为一个事实的?作者对科学家的各种陈述片段做了直接引用,将其分门别类,总结提炼出了陈述类型(type of statements)的概念,按照从事实到思辨的顺序,将陈述分为五类。第五类陈述体现最似事实的实体,而第一类陈述则代表最思辨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五类陈述的划分并非泾渭分明,但作者在其间也确实确立了“模态(modality)”这个标志物,意为“关于陈述的陈述”,即陈述者对其陈述的主观态度,例如“我们不能确信”或“据报告”。窃以为,对于中文读者而言,modality一词译作“情态”似更准确,除了国内英语教学中深入人心的“情态动词(modal verbs)”有助理解外,更因为“情态”能更加直接地印证作者引用的资料,尤其是科学家的对话片段。

例如,在描述第五类陈述时,作者引用了布洛姆在讨论中对实验老鼠反应的陈述,并着重强调了他在此时的态度是“不断肯定”(repeatedly argued);类似地,在描述第一类陈述时,作者引用了一些论文片段和私下谈话,用以说明第一类陈述是推测性、思辨性的。

可见,尽管并没有直接引用太多的资料片段、对话片段,但作者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解析和分类,尤其是凭借对“情态”这一非科学术语的敏锐捕捉,提炼出了“陈述类型”这一抽象的概念。虽然社会学者对科学研究的过程所知有限,但这种提炼核心概念的方法在SSK研究中的优势一览无余。

  1. 纪录片式的行文方式

对于社会学研究者而言,针对本书的研究主题——科学事实如何建构,具体的分析理所当然地特别依赖成文资料和记录器。如果先是大段引用实验室所产生的对话记录、论文片段和科学数据,再集中开展社会学的分析和阐述,就会导致矛盾:在资料部分,熟悉科研的内行读者会忽视科研过程背后的社会学含义,不熟悉科研的外行读者又会看得一头雾水;在分析部分,内行读者会陷入自身科研经验的刻板印象,外行读者却早已将事实论据忘个精光以至于思路全无。

作者用鲜明的写作风格化解了这个矛盾。作者在第一章引入了“观察者”(observer)的概念,并贯穿全书。观察者并非作者自身,也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对研究视角的一种抽象。在作者笔下,观察者是客观、冷静、不带感情色彩的。观察者是一种拟人化的表述,尽管偶尔会“感到困惑”,却基本没有人格特点。在借助观察者视角叙述研究过程时,作者使用了“夹叙夹议”的行文节奏,如纪录片一般,将观察者所记录的资料片段和观察者的所思所想交替呈现。在这种写作手法下,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和人类学家的观察思考同步推进,二者巧妙地交织为一体了。当科学结论逐渐浮出水面时,关于实验室生活的文化和社会学意义也呼之欲出。

如果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部落文化或民族志,那么也许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因为整体的目标就是以社会学视角分析社会学现象。但正因为本书致力于揭示科学研究背后的文化规律,这样的写作风格才尤显宝贵,因为作者同时满足了科学家、社会学家等各种读者的阅读需要,并且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大大增强了作者陈述和分析的说服力。另一方面,这种方式并不是没有问题。显而易见的是,碎片化的陈述和分析容易使读者进入作者自身创设的语境和话术,不易开展集中的思考和判断,以至于各种资料中原有的联系被打断,可能会丢失有价值的信息。换言之,如果作者的分析在整体上存在逻辑缺陷,那么读者将很难发现。

  1. 用理论对话推进观点阐述

在本书第五章,作者对科学家的可信性和功绩展开了探讨。本章原文题为Cycles of credit,若参照本章正文的译文直译为“功绩的循环”,似乎较“科学家的可信性”更妥,因为功绩(credit)和可信性(credibility)在科研语境中分属不同概念。在本章中,作者通过介绍哈格斯特龙(Hagstrom)和布尔迪厄(Bourdieu)对科研人员的交换(exchange)行为的分析,引出自己的观点。

哈格斯特龙和布尔迪厄的模式都具有较强的经济学色彩,这种解释方式得到了作者的肯定。哈格斯特龙将科研人员之间的关系描述为礼物交换(gift exchange),是前工业时代以物易物的模式;布尔迪厄则将这种交易的范畴扩大到现代商人象征性的资本概念(symbolic capital)和投资战略。二者的共同点是,交换的概念中都没有金钱这个一般等价物或曰中介物的存在。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这个共同点,但通过对二人的引用和复述,使这一信息清晰传达,带出了进一步的思考。而对于二人观点的独特之处,作者则用说理和例证给予反驳。

哈格斯特龙认为科学活动受某种规范(norm)的制约,从而巩固了以物易物的科研交换体系。作者针锋相对地指出,这一规范从未显式存在,也没有严谨的模式。例如,如果临床医生得知了关于糖尿病治疗的科学进步,他虽然会欢欣雀跃,但并不会觉得因此欠了科学家一笔债。与之相对应,科学家也并不会期望获得某种回赠。因此,以物易物、遵从规范的科研功绩循环模式是有缺陷的。

布尔迪厄认为,经济上的交易包括各种资源的积累和投资,科研活动所涉及的规范、社会化过程和科学权威、社会威信等奖励都是社会活动的结果,而社会活动的动力是投资者试图得到最大利益而采取的策略。作者直接指出了布尔迪厄论述中缺失了对“利益”在科学语境下的定义,而且没有在技术能力和社会威信之间建立逻辑关联,因此这种说法可能仅适用于生产制造,而非科学研究。

随后,作者通过批判哈格斯特龙、布尔迪厄观点的缺陷,引入了自己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着重强调了前人缺失的两个要点:价值创造和需求。科研人员生产的信息有价值,科研人员也同时对信息(以及生产信息的能力)有需求。因此,从设备到数据、论据、论文、解释、奖励、货币、设备,这样一个科研功绩的循环就建立起来了。

  1. 结语

拉图尔此书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缩写为SSK)领域里程碑式的作品。本文主旨在探讨其研究手法而非其观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最终得出的结论(被归为“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冒犯了科学家,以至于物理学家阿兰·索卡尔等人让拉图尔“跳下21楼公寓的窗户”试试万有引力定律到底是客观存在还是实验室建构出来的。拉图尔本人在若干年后也有所反思,在2004年,他曾公开表示担心自己的理论会被大公司所资助的气候怀疑论者用来攻击“气候变暖”这一科学共识。2018年,拉图尔在新书《脚踏实地(Down to Earth)》中提出,科学家们习惯于秉持理性经验主义的视角,认为通过证据和数据可以说服公众,这对于公众中广泛存在的非理性者是徒劳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拉图尔在《实验室生活》一书中对科学研究过程的解构尽管未必让人同意,但确实能给科学家一些公众沟通方面的启示,值得科学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参考。

参考文献

[1] 布鲁诺·拉图尔, 史蒂夫·伍尔加, 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 张伯霖, 刁小英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4.
[2] 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3] Kenneth Pike, Emic and Etic Standpoint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Behavior, chapter 2 in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 vol.2,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1954.
[4] Alan Sokal and Jean Bricmont, Fashionable Nonsense: Postmodern Intellectuals’ Abuse of Science. New York: Picador USA, 1998.
[5] Ava Kofman, Bruno Latour: the Post-Truth Philosopher, Mounts a Defense of Science. New York Times, Oct. 25th 2018.
[6] Bruno Latour. Down to Earth: 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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